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适配策略

当前，我国城市治理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城市治理格局，为破解传统“城市病”提供了全新可能。与此同时，算法歧视、数据泄露、技术过度依赖等新问题也不断凸显，算法治理、数据治理、技术伦理治理等成为城市治理新议题。如何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的同时促进技术应用与治理需求、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等多方面适配，成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思考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人，城市治理的全领域、全过程始终需要依靠人并最终服务于人。人工智能是具有自主感知、学习、执行和协作能力的智能工具，为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提供了更多选择。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场治理要素的系统性变革，数据成为新型治理资源，算法重塑决策机制，两者共同作用于城市治理效能的提升。这一变革遵循技术驱动、权利重构与制度调适的多元逻辑统一，促进城市治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测、从碎片管理转向系统协同，最终实现城市治理的全域数字化转型。

（一）技术逻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智能治理

城市是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高度集聚、深度交互的庞大系统，城市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人工智能正在重构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其借助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和物联网终端实时采集人流、物流等重要数据，使城市的实时运行状态实现了可视化、可量化，通过算法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处理，使城市治理的智能分析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不断提高。数据要素的持续积累为算法优化提供了丰富的训练样本，推动算法模型不断改进，算法性能的提升又进一步拓展了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场景，这些新兴应用场景又产生了更多数据。“数据-算法-治理场景-治理能力”的良性循环不仅实现了数据、算法等技术要素的协同演化，更有利于构建持续优化的城市智能治理生态。

从国内外实践看，人工智能可有效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如杭州市“城市大脑”通过数字孪生城市底座，持续迭代“视觉智能中枢”，其中“勘察智护”系统通过全域全时动态监测，精准把控勘察作业态势，实行风险的动态监测预警；通过泄漏巡检车、压力降模型、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有效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型。澳大利亚墨尔本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机动车和自行车数量、出行分担率以及事故数据等交通大数据，结合实时监测与预测模型，为交通基础设施的科学规划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有效缓解了拥堵，优化了出行体验。

（二）权利逻辑：人工智能赋能公众诉求的快速响应

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现代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质化特征。城市人口规模庞大，不同群体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公众利益的多元化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传统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城市治理必须积极回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诉求，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权利。城市治理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化公众参与平台，有效解决了诉求识别精准度低、响应速度慢、共识形成难等痛点，拓展了公众参与渠道，保障了公众权利。

人工智能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应用促进了诉求处理质效的“双提升”。如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平台，深入推进接诉即办改革，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问题分类、智能标签、诉求分析等场景的应用。据《2024年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年度数据分析报告》，2024年受理的2419.5万件市民反映中，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6.7％和97.0％。2025年广州市积极推进DeepSeek大模型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应用，对来电开展数据分析，精准提炼诉求，并对数据进行标注归类，有效提升了服务的效率与精准度。

（三）制度逻辑：人工智能与公共政策的协同深化

技术与公共政策之间存在动态的协同演化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客观上要求公共政策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反过来，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也在影响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轨迹与应用范围。这种协同演化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或“政策主导论”，而是技术变革引致政策创新、政策创新又反过来促进技术发展的循环往复。

实践中，随着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各地陆续出台关于算法备案、数据安全评估等领域的政策法规，使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更加有章可循。如2022年6月，深圳市针对人工智能公交等新业态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围绕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测试、准入登记、使用管理及法律责任等全链条进行立法，这是我国首部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的的地方性法规。2025年3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超大城市治理大模型为支撑，聚焦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安全、交通、行政执法、平安稳定、城市文明、公共服务等九个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点领域。澳大利亚为规范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有效应对算法歧视、人脸识别滥用、数据隐私泄露等伦理和社会问题，于2019年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有效保障了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透明性、公平性和安全性。

人工智能在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维度的适配挑战。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既要避免技术应用的形式化，又要防范工具理性对人文价值的侵蚀；既要激发技术创新活力，又要保障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与包容性。只有协同推进理念更新、人才培育、政策创新、场景优化和价值重塑等策略，才能更好地实现城市治理效能与人民获得感的双重提升。

（一）促进治理理念与技术演进的适配

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已进入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正从单一领域向全领域拓展，这一进程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或信息系统升级，而是对城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结构性重构。面对这一深刻变革，城市治理理念亟须尽快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从经验驱动型决策向数据驱动型决策转变、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

同时，要辩证理性看待技术的作用，认识到技术的创新性与局限性，既不能陷入“技术万能论”的盲目乐观，把人工智能当成解决所有城市治理问题的“灵丹妙药”，也要避免盲目抵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的“卢德主义”保守倾向。

（二）促进人才结构与治理需求的适配

当前，城市治理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是传统单一型人才供给与智能化治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既懂城市治理规律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尤其是随着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城市治理人才的能力框架将发生深刻变革。

未来，亟须健全与城市治理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实践导向，加强城市治理人才的数据思维、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等数字能力培训，培养更多既精通人工智能技术又善于解决复杂难题的“技术+治理”复合型人才，为城市智能化治理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三）促进政策创新与技术迭代的适配

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创新应用的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与治理效果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可预测性。现阶段，亟须构建具有前瞻性、包容性的政策创新体系，以破解技术快速迭代与政策相对稳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政策创新与技术迭代的弹性匹配，既要在前沿领域实施分类分级监管，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预留容错空间，激发创新活力；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压实数据安全保护等责任，强化风险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始终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形成技术赋能和政策规制的良性互动格局。

当然，政策与技术的适配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定期动态研判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持续更新政策工具，促进政策供给与技术迭代的同频共振，为城市智能化治理提供持续、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

（四）促进技术供给与治理场景的适配

在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存在技术供给与治理场景错配的现象。有些城市盲目追求各种“高大上”的技术展示，投入巨资建设“形象工程”，而这些设施在有效解决实际治理问题方面作用有限。这种技术悬浮于治理需求之上的现象，是典型的“为技术而技术”，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宝贵治理资源的浪费。

因此，城市治理在深化技术应用时，应坚持治理需求导向，强化技术论证，通过需求精准识别、技术精准匹配、效果精准评估等机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城市治理的实际需求。

（五）促进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适配

有些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存在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而价值理性式微的现象。如有些部门过于追求智慧政务的线上办结率，将线下办理渠道关闭，且未配备足够的人员指导线上办理，导致一些老年人在办理业务时无所适从。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价值适配不是简单的技术改良，而是在城市治理的各个层面实现从“技术本位”向“科技向善”转变，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积极倡导“科技向善”的技术理念，将包容性理念嵌入算法，积极开发适老化、无障碍的公共服务智能应用界面，并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确保技术不损害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利益。只有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才能让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成果惠及所有群体，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